“劳动创造了美”还是“劳动生产了美”
——对一个源自经典的实践美学核心命题的辨析与追踪
汪济生
内容提要：实践美学的核心命题“劳动创造了美”还有另一种译法：“劳动生产了美”。这两种译法，在中文的语境中有着不小的差异。“创造”一词，通常指的是那些前所未有的、建设性的行为，而且带有一些形而上性质。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和可延展性。相对而言，“生产”一词词义就比较平实、具像、确定、有限得多。实践派美学家们未做有根据的辨析，却明显地偏爱“创造”这一译法，显然是因为这一译法能使他们对自己的学说所进行的发挥，既获得更大的余裕，也不失权威的背景。然而，更准确的、并获得认定的却是“生产”这一译法。实践派美学家们今后仍然可以坚持甚至发挥他们原有的学说命题和体系，但应全凭他们自身的努力，而不能再以不准确的文本解读，去借取经典作家的理论庇荫。
关键词：实践美学、创造、生产
一
众所周知，“劳动创造了美”，是实践美学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命题之一。
这一命题对于实践美学的重要性，不但是由于它实际上居于实践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位置；而且是由于它直接出自我国美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最重要最权威的思想库——马克思的经典典籍。具体地说，就是它出自马克思的《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那里，马克思的具体说法是这样的：
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第 93 页）。
这里，我们似乎确实看到了马克思的一个论断：“劳动创造了美”。而且，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有另一些涉及美的论述。可以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些美学论断，给了我国实践派美学家们重大的理论启迪、灵感、自信、和坚强的精神支撑。
这一点，理所当然地首先体现在了李泽厚先生身上。其具体表现是，他对自己能够“最早”地从马克思的原典中发掘出有关美学思想有着强烈的自豪。他在提到自己 1956 年发表的《论美感、美和艺术——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李泽厚：《论美感、美和艺术——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哲学研究》 1956 年第 5 期）。一文时说：“在国内的美学文章中，本文大概是最早提到马克思的《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企图依据它作美的本质探讨的”。（李泽厚：《论美感、美和艺术——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 补记》，《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年，第 51 页）。自豪，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企图依据它”作深入的探讨，也是应该的。毕竟，马克思是一个极为睿智、深刻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及其经典性论述，常常会对我们的许多研究，也包括美学研究，有极为重要的启迪、借鉴，甚至指导作用。这种作用的存在是客观的，有史为证的，并不取决于我们主观上承认与否。但也唯其如此，我们对于马克思的思想和论述，就必须尤其认真、谨慎。在延展、发挥、甚至发展他的思想之前，恐怕首要的工作，还是要弄准确、弄清楚他的原文、原意。笔者并非那种唯“经典”为上、唯“经典”为是的研究者。笔者甚至认为，研究者在进行自己创造性的研究、阐发自己创造性的思想时候，精当地借助经典、利用经典，采用“六经注我”的方法，是有益的、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笔者又认为，在此之前，恐怕先应该有一个认真、谨慎、实事求是地将经典弄准确、解读准确的正面意义上的“我注六经”的过程。就我国实践派美学家们来说，恐怕更是应该如此。因为他们取自经典的这个命题“劳动创造了美”，在他们的实践美学思想体系中，是处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逻辑起点的位置上的。而这也就决定了这一命题的正确性，对于实践美学作为一个“体系的存亡”，是生死攸关的——这应该是学术常识，而非笔者在耸人听闻。
笔者上述言论，并非无的放失。因为笔者注意到，对于出典于经典作家的这一重要命题——“劳动创造了美”——存在着不同的译法。例如，在人民出版社 1956 年出版的单行本《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具体译文是这样的：
无论如何，劳动替富者生产了惊人作品（奇迹），然而，劳动替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替劳动者生产了洞窟。劳动生产了美，但是给劳动者生产了畸形。劳动用机器来代替自己，但这样就使一部分劳动者倒退到野蛮的劳动上去并且使另一部分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精神（智慧），然而替劳动者生产了无知、痴癫。（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何思敬译、宗白华校，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第 54 页）。
在上述译文中，我们看到的译法是“劳动生产了美”。“创造”变成了“生产”。译者是何思敬先生，而校者是宗白华先生。
类似的译法还出现在朱光潜先生的书中。在他 1980 年出版的《美学拾穗集》中，对马克思上述文字的译法是：
劳动固然为富人生产出奇妙的作品，却替劳动者生产出穷困。劳动生产出宫殿，替劳动者却生产出茅棚。劳动生产出美，替劳动者却生产出残缺丑陋。劳动者用机器来代替劳动，却把一部分劳动者抛回到野蛮方式的劳动，把剩下的一部分劳动者变成机器。劳动生产出聪明才智，替劳动者却生产出愚蠢和白痴。（朱光潜：《 < 经济学—哲学手稿> 新译片断》，《美学拾穗集》，天津百花出版社， 1980 年，第 107 页）。
朱光潜先生的译文，也是“生产”美，而不是“创造”美。
在上述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马克思的原文原典而言，“劳动创造了美”，决不是一个毫无歧见的译法，而是还存在一种重要的不同译法：“劳动生产了美”。令笔者感到奇怪的是，实践派美学家们对于“劳动创造了美”这样一个不但是自己的逻辑起点，而且是自己学派最重要理论后盾的命题不同译法，竟然视若无睹，不置一词，没有见到理应见到的认真比较、一探究竟之举.
二
那么，这种视若无睹、不置一词的态度，是否出于实践派美学家们治学态度的粗放、疏忽、懈怠呢？对于实践美学观的大多数一般学习者、信从者来说，恐怕确实是如此的。但对于有些思维周密、目光敏锐的实践美学派学者恐怕就并非如此了。至于那些实践美学的大家，应该是更非如此的。一些比较明显的征兆可以揭示出这一点。比如，笔者在查阅中感到，就从原著中查找出典来说，你更多见、和更容易见到的，倒是“劳动生产了美”这一译法。而“劳动创造了美”这一译法，要从出版著作中直接查到，并不容易。笔者就是化了不少力气，才找到了 1979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并从中亲眼见到了“劳动创造了美”这一译法。还有就是在刘丕坤先生的译本中。但这一本子对于笔者来说，也是很不好找的。不过令笔者有些奇怪的是，在实践派美学学者的论文引文中，我几乎从来没有看到过“劳动生产了美”这一译法，而总是看到“劳动创造了美”这一译法。这一情况，和马克思著作出版物中不同译法的分布状态，呈现出明显的不对应。对此，笔者只好作些不太有把握的揣测：他们的引文，大概多是出自“转引”吧。但是在实践美学派大家蒋孔阳先生的著作中，我似乎看到了明显的倾向性选择。在他的《蒋孔阳美学艺术论集》（蒋孔阳：《蒋孔阳美学艺术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48~149 页上，他同时提到了何思敬、宗白华先生 1956 年的译本，刘丕坤先生 1979 年的译本，也提到了朱光潜先生 1980 年的《美学拾穗集》，但他仍然采用的是“劳动创造了美”这一译法。这使笔者才敢确认，实践派美学家们对“劳动创造了美”这一译法有着明显的偏爱，或叫情有独钟，是一个事实。
当然，如果我们了解了实践派美学的整个学说体系，我们对实践派美学家们在上述两种译法中的偏爱、和情有独钟，就完全不会奇怪了。在实践派美学大家们，也许尤其是在实践派美学的创始人李泽厚先生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劳动创造了美”这一命题，以异乎寻常的举一反三能力，进行了“金箍棒”般的外延伸展，和“掘地三尺”般的内涵发掘。在李泽厚先生们那里，这种“过度延伸”和“超常发掘”起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他们只关注、强调、张扬着“劳动”创造了“美”这一侧，而忽略了、甚至要否认“劳动”也会创造副产品“丑”这一侧。当然，一些实践派美学家们会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回击我说：“丑”只是“异化劳动”的产物，非异化劳动不会产生“丑”。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异化劳动”的弊端，最主要的是它将劳动产生的“丑”的副作用、副产品，都不加缓冲、不加调整、不公平地全都倾倒在劳动者一侧。但这不等于说，非异化劳动，就会完全没有“丑”的副作用和副产品。就好象一个人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要把一棵大树制作成华美的家具，虽然无疑的是创造了美的事物，但同时，也总会产生许多“丑”的木屑、废料，而且，还不可免地总要付出心力和体力的辛劳。其二，是对“劳动创造了美”这一描述性文句的外延，作了超越极限的扩展，变成了“劳动”创造了“一切美”，变成了没有“劳动”就不会出现“美”。这一“过度延伸”的有违事实的反常性，不言而喻，且笔者在别处已有专论论及，此处不再赘言。（可参见《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4 年第 6 期，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5 年第 1 期上笔者的论文）。其三，是将“劳动创造了美”这一文本表述，向形而上的方向，作了过度的引申发挥。仿佛不但是美的事物、实体，而且连美的“本体”、美的原始动机、感受美的欲望、感受美的器官，都是由劳动创造的。
看到了这种使“举一反三”也相形见拙的“全方位”“超常发挥”，笔者才感到，实践派美学家们，在选择他们的核心命题的译法时所透露出的倾向性，是十分可以理解的。因为，虽然粗粗一看，“生产”和“创造”这两个词似乎含义差别不大，但只要略加留意，其实词义的区别应该说是相当明显的——
生产——多用于比较写实的具体动作。词义比较确定、有限。
产生——多用于比较形而上的场合。
创造——多用于描述发端性的和不可重复的行为状态，而且基本上是描述一种在外延上界限比较模糊不易确定、在内涵上也纵深度变化弹性很大的对象或行为状态的。
所以，“劳动创造了美”这一译法，无疑能够比“劳动生产了美”这一译法，给实践美学家们那臻于极致的铺陈力、建构力，开拓出自由度大得多的“创造空间”和“发挥余地”。这也就难免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偏爱“劳动创造了美”这一译法了。
虽然，在笔者看来，他们的超常发挥是已经步入了谬误之境的。而且这种谬误还可以说是根源性的。它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似的“子谬误”，在李泽厚先生和其他实践美学大家的理论著述中遍地开“花”。真可以说是：创造，创造，多少生造假汝之名以行！然而这些，也只是笔者自己的看法，实践派美学家们是可以完全不介意的。他们完全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构想，尽情地延展、铺陈、建构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大厦。但是，笔者觉得，在严谨的、合乎程序、合乎逻辑的研究中，恐怕现在首先应该搞清的是，他们的这种“创造”和“发挥”，究竟有多少是合乎经典作家的原文原典、合乎马克思本意的，又有多少是超越界限与马克思本意无关的。
三
这样，就回到本文原来的关注点上，即应该首先要搞清楚、弄准确，在马克思的这一段特定的文字中，使用的究竟是“生产”这一词，还是“创造”这一词，这会导致对文意理解的巨大差异。起码在中文的语境里是这样的。至于在德文的语境里怎样，笔者当然没有把握这样说。但考虑到，德文也是一个相当成熟的语种形态，所以，对于“创造”和“生产”这样明显的意蕴区别，笔者推测，也应该有相应的语言表现形式的。当然，这只是一种“大胆假设”，还必须“小心求证”的。这就要求，必须去查实究竟马克思原文用词更接近哪一个词，以便首先确切了解马克思的本意为何。鉴于外语能力和资料的有限，笔者直接求教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的蒋先生。得到的回复如下：
关于《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节中，“劳动创造了美……”一句的中文翻译及修订情况。
在《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四十二卷第 93 页（并见《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985 年 4 月单行本第 50 页），“劳动创造了美……”一句，是依据《马恩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二卷第 90 页翻译的。俄译文为： "Он [Tpy д] твориткрасоту，нотакжеиуродуетрабочего" 。。俄译文在此把德文原文 "Produziert" 译作творит (意为：创造，创作) 。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收入《马恩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卷（已于 2002 年出版），相关引文见该卷第
269 —
270 页和该手稿
2000 年 5 月出版的单行本第
54 页。这部手稿已按德文原著重新校订。“劳动创造了美……”一句，已按德文"Sie[死
Arbeit] produziert Sch?nheit 。"。。第一（见毫克②/2
S.366。30
）改为 "劳动生产了美……"
。
看来，两种译法的出现，和中间夹进了一个俄语的转换环节有关。这可能属于传播学应该关注的课题了。从最终结果来看，还是“劳动生产了美”这一译法取代了“劳动创造了美”这一译法。专家们的这一抉择，当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起码是越过了俄文这一转换环节，而更直接地贴近了德文的。而且，看来这一结果，和早期大多数单行本的译法，也是比较吻合的。再结合马克思那段论述内容所描述的具体语境来看，与“生产”这一词的比较实际的含义，也显然是更为互洽的。（如果都像实践美学派的大家们对“劳动创造了美”作出的极度发挥那样，别家学者也对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了”“赤贫”、“畸形”、“愚钝”等文句中的“微言大义”作“掘地三尺”式的超常发挥，混乱恐怕就会更可观了）。回过头来看实践派美学家们那种将马克思的原文原意，通过“创造”这一词的选用，尽力向他们自己学说的特定导向“延伸”、“发挥”、“拔高”的做法，就感到明显地不妥当了。一个学派要努力确立、阐发、彰显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要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原意的变形、改造、或过度发挥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就显然是越过了合理的界限了。
现在，虽然由国家级权威版本所作出的这一对经典作家重要命题的译文改动，应该引起美学界相当的关注，但对于一般美学学派来说，这一影响还不具决定性。经典作家的权威性论述，对于一个学派的确立，或巩固，会有不小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重要性，不会高于第二位。毕竟，一个学说、一个学派，它是否能够得以确立、得以巩固，首先还是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从事实和科学取得支撑，以及这种支撑的性质。前述命题译法的改动，对于实践派美学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不同，直率地说，应该会更大一些。（虽然是“应该”，但遗憾的是，笔者至今还没有觉察到实践派美学家们对此作出明显的反应）。这就像一个人，仅凭自己的两条腿，本来是也能够站立、甚至站稳的。但由于他身旁有着一面坚固的墙壁存在，他会不自觉地养成一种依壁而立的习惯或依赖性。如果某一天，有人突然撤去了那面墙，这个习惯了依墙而立的人会产生一定的失落感、危机感，甚至产生追挽失物的冲动感，这些都是不难理解的。
当然，笔者也并非认为，从现在开始，“劳动创造了美”这一命题就不可以再阐发、坚持了；而只是认为，再阐发、坚持这一命题的人，应该勇于自己承担起对这一命题的“原创性”责任，并对它提供自己的原创性的论据和论证。而不应该再把这一命题的确认，视为依托于经典作家权威的不言而喻的既成事实。其实，即使真的是经典作家阐述过的结论，也应该是必须不断地由发展着的科学和实践时时检测的。不要说“劳动创造了美”这一提法和译法，从文本上来看，就已经不是经典作家们思想的准确表达了。实践派美学家们如果今后仍然坚持要从马克思的论述出发去展开他们的理论建构，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马克思能够给他们提供的理论前提，只是“劳动生产了美”。如果他们坚持要把“劳动生产了美”推导、扩大、提升到“劳动创造了美”的“高度”，那就完全要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和能力了。至于要把这“创造了美”的含义更扩展到无所不包的广度（如所谓“广义自然人化”）、开掘到本体性的深度（如所谓“建立新感性”），就更要靠他们付出与之相称的努力了。当然，平心而论，李泽厚先生和实践美学派的大家们倒并非没有过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种努力是问题丛生、远未获得能够独立支撑他们的理论体系的力量；或者直率地说，是基本失败的。（在《厦门大学学报》 2004 年第 6 期、《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05 年第 1 期、《中文自学指导》 2005 年第 5 期上，笔者有关“广义自然人化”、“建立新感性”、“形式美”等问题的论文，就阐述了在这方面的评析）。限于篇幅，本文就此打住。
[说明：本文发表于 2007 年 4 月号《学术月刊》。个别文句略有不同。]